隨著土地、勞動力、能源等方面成本的上升與環境的惡化，沿海地區率先提出要實現產業升級。產業升級涉及方方面面，這里探討的是它對原有各生產要素提供者的影響。

　　我們以珠三角為例來進行探討。

　　目前，珠三角以出口為主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提供資本、管理與銷售渠道的主要是外商，提供土地與職工住房、收取租金的是本地鄉村居民，而勞動者則以外來民工為主。珠三角產業結構能夠比較順利地從以農業為主調整為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是因為調整中出現了各相關方“三贏”的格局。

　　珠三角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的外商，絕大多數原本在港臺經營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隨著港臺地區生產成本的上升，他們把工廠遷到珠三角，一方面利用珠三角相對低廉的土地與外來民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又就近依靠香港進行出口。因此，這些外商可以繼續從事自己熟悉的行當而不必另起爐灶。對珠三角本地鄉村居民來說，他們順利地完成了由務農到坐收房租的轉變。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對工人職業素質的要求不高，外來民工可以勝任，而務工的年收入又高于外來民工在家鄉的務農年收入，因此，外來民工也樂意到珠三角務工。

　　但對珠三角的外商、本地鄉村居民與外來民工來說，正在進行的產業升級卻在不同程度上給他們造成困擾。

　　在遭遇產業升級時，從事勞動密集型制造的外商有兩種選擇：隨產業升級而轉換行業或轉移到其他適合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發展的地方去。但其所掌握的管理技能與營銷渠道主要是與所從事產業相適應的特定知識，轉換行業意味著放棄原有經營管理優勢而另起爐灶。如果不是未雨綢繆經過長期準備，轉換行業是不容易取得成功的。因此，當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生產成本上升時，再次轉移似乎是外商順理成章的選擇。

　　問題在于，經過20多年的發展，珠三角已經形成了完整的、與生產能力相匹配的若干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業鏈。如果少數外企遷到內地某個地區，固然可以通過聘用當地民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產業鏈會導致原材料配套成本的上升。如果遷到內地某個地區的外企足夠多，可以形成完整的產業鏈，但當地民工勢必供不應求，而使用外來民工的成本未必低于珠三角。同時，隨著內地與沿海距離的增加，物流成本也會增加。正因為如此，面對珠三角的產業升級，當地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外商感到進退兩難。

　　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聚集與大量外來民工的進入，給珠三角本地鄉村居民帶來了豐厚的租金收入。珠三角產業升級后，不管發展的是技工密集型制造業還是高新技術產業，都會導致租房的外來民工數量大幅度下降，從而影響到不掌握其他謀生技能、全部或主要依賴租金為生的珠三角本地鄉村居民的利益。

　　珠三角現有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使用的主要是35歲以下的青年民工。這些民工進入中年后，絕大多數很難找到工作而不得不回家務農。產業升級需要大量技工，而技工至少需要接受中等職業教育。但當民工的子女達到接受中等職業教育的年齡（16~19歲）時，他們的父母已經失去了繼續從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工作的機會而回鄉，因而無法為子女接受職業教育提供費用。沒有接受職業教育，意味著絕大多數民工子女失去了成為技工的機會、失去了獲得穩定的足以使他們進城定居的終生收入，從而失去了垂直向上流動的可能。換句話說，產業升級后，不需要技能的普通工人崗位的減少，會影響到沒有接受過中等職業教育的民工子女的就業與收入。

　　目前，受到珠三角產業升級影響的各相關方中，外商正通過商會、境外媒體等途徑向地方政府施加壓力，以延緩產業升級的步伐。珠三角本地鄉村居民與地方政府之間有著盤根錯節的關系，政府在推進產業升級時，不可能不考慮他們的利益。相比之下，外來民工屬于弱勢群體，沒有影響珠三角產業升級的能力。但產業升級引發的對民工家庭代際收入的不利影響，會產生一系列妨礙社會和諧的問題。

　　如何在推動“中國制造”升級的同時，照顧到各相關方的利益，使產業升級可能導致的負面影響最小化？這是產業升級中需要同時解決的問題。